最近“网瘾治疗”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据央视报道，在我国戒除网瘾已经悄然成为了一门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在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各种激进手段不断爆出，其中以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和该中心主任杨永信的电击疗法最引人关注。网瘾是不是精神疾病？如何界定？是否需要治疗？
问题1
“网瘾”是精神病吗？
陶然：成瘾并危害其社会功能就是疾病
新京报：您一直主张将网瘾归入到精神病范畴，对吧？
陶然：是的。世界卫生组织有明文规定什么叫疾病，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的痛苦，社会功能受损，这两点就可以界定为一个疾病。网瘾给自己带来了痛苦、给家人带来了痛苦，符合这个规定。
其实，瘾有好瘾，也有坏瘾，任何东西成瘾就是疾病。瘾不一定是坏事，但要是导致社会功能受损，那就是疾病。比如说美食上瘾，一个人吃来吃去吃成肥胖，吃出病了，上班高血压经常休息，这就影响社会功能，这就是病。
新京报：那目前一些青少年上网，并不一定影响其社会功能吧？
陶然：比如说好多孩子上网成瘾，家长花很多钱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上学了，他要是能上学，能维持学业，他就不来了。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社会功能，小孩子在幼儿园呆着这是你的社会功能。现在，大学生辍学，中学生辍学，他就没有了社会功能。所以，目前国内国外大多数精神病专业人员都认为网瘾是一种精神障碍。
新京报：但是关于将网瘾归入到精神病范畴，争议很大，不少网友都在调侃。
陶然：他们调侃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像爱因斯坦刚发明出来相对论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当时参加的所有科学家都否定，这很正常。人家物理学界的人士加以否定，那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是非医学领域的学者来评论我们，我都觉得来气，你连疾病的概念都不了解，你没有资格评论。
胡泳：不宜匆忙进行界定
新京报：您关注和研究互联网多年，您认为网瘾是精神病吗？
胡泳：首先我要表明我并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所以说那些搞这方面的人士，可能有他们的专业背景或者资质来做这个事情。我是从其他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东西，我的观点也很明确，我觉得不宜非常匆忙把网瘾界定为精神疾病。
新京报：您的依据是什么？
胡泳：我为什么主张不要匆忙来干这个事情？事实上，当你称一个东西为瘾的时候这个词你是不能乱用的。这个词必须有它特定的含义。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人可能对它产生依赖感，但是这种依赖感应该是一种物理上的，它必须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让你对它产生依赖感。
而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互联网现在更多的是一种环境，你很难界定说一个人对一种环境产生了依赖。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吸烟成瘾，因为没有烟他就受不了，那个烟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互联网本身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个里面即使有人在这里面有瘾，实际上我以前写文章也说过，你要对这个瘾做很详细的分析。比如说大部分受到攻击的，有的是对游戏上瘾，但是游戏上瘾只是这个网瘾的一部分。
新京报：也就是说界定还很困难？
胡泳：对，瘾这个东西本身就需要一个很清楚的界定，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具体物质东西的依赖和对于环境的依赖，实际上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比较清晰的界定才可以。否则，看电视、打手机都可以被视为“瘾”。对于“瘾”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东西，所以说有关诊断标准出来以后，很多网民有反弹嘛。
问题 2
“网瘾”咋以“小时”界定？
陶然：为工作长时间上网不是“网瘾”
新京报：此前媒体采访卫生部委托负责网瘾、酒瘾的界定标准和治疗规范的专家组时，有专家说“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您怎么看？
陶然：这40个小时跟我们的标准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一天6个小时，乘以一周七天就是42个小时，没什么区别。平均一天误差二十几分钟，这样有意义吗？
新京报：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去年出台的那个标准吧？
陶然：是，我们去年8月就制定了这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确定了网络成瘾的“6小时”标准，就是一个人使用网络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和工作或者不利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平均每天连续使用网络时间达到或者超过6小时，且此症状已经达到或超过3个月，即可诊断为网络成瘾。
新京报：记得当时出台后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陶然：是的，但是原因在于“使用网络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和工作或者不利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这个重要前提经常被大家忽视，所以才会引来舆论的误读和非议。
新京报：出台这个标准是需要充分调研的。
陶然：应该说对待这个事情，我们是很严谨的，先后用了4年的时间，对3000名网瘾患者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时间标准为9.3±3.2小时，最终取其下限及其整数，定为6小时。这个时间恰巧和美国专家同天公布的研究数字不谋而合。任何人都可以按这个标准进行自测，接近6小时则是高危人群。但如果为了工作或者学习，哪怕每天在网上逗留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也不能算是网瘾。
胡泳：按精神病治会出很多问题
新京报：用上网时间来界定是否为网瘾，您怎么看？
胡泳：就我个人而言，一天上网的时间怎么说都会远远超过6个小时。如果用6小时算，我就是资深网瘾了。另外很多时候，大家那个互联网是挂在上面的，就是我所说的环境问题。你一直不停在这个网上面，怎么来界定你的上网时间？必须有很多更细的规范。
这是一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觉得不能够匆忙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一旦你把一种东西界定为精神病，你就有用精神病治疗手法的方式来治疗的正当性。
新京报：正当性？您具体说明一下。
胡泳：因为一旦界定他是精神病，这个人就可能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大家都知道精神病医院带有一种强制性，甚至很多是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我们已经有过大量的当事人被亲属强行送到精神病医院。当你把一种不是特别清晰的东西界定为精神病的时候，等于说就获得对这个人进行精神病治疗的合法性，他可以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他可以被强行吃药。
而一旦这种网瘾患者被赋予了精神病治疗这种正当性，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拿美国来讲，美国实际上精神病学科比中国发达多了。但是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性恋被他们列为一种精神疾病，在他们权威的手册里面存在了很多年。而当同性恋被界定为精神疾病，被强行治疗的时候，实际上损害了很多人的生命尊严。
新京报：也就是说“被网瘾”的几率会大幅增加。
胡泳：是这样的，由于有这样一些可能性的后果产生，做这个事情就应该更加慎重。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对于中国现在网民的具体情况，有谁能给出一个特别科学可靠的调查，我没见到过。我见到的都是一些很不负责任的数据，有人说全国有一千多万青少年是网瘾患者，甚至有人说青少年70%犯罪是跟网瘾有关，我们看到媒体上有很多这种数据，但是谁告诉我们这些数据到底哪里来的？谁调查的，在一个什么范围内调查的，用什么方式来调查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东西，你凭什么来界定网瘾的标准是这样的呢？如果你所有关于网瘾的说法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叫做传闻也好，或者叫做奇闻轶事，然后有很多东西是你的一种本能的感觉，你并没有任何的数据来支撑这些轶事和感觉，我怎么可以相信，你拿出来的标准是科学的，是可靠的标准呢？
问题3
国外如何对待“网瘾”？
陶然：美国在向我们学习治疗“网瘾”
新京报：国外也存在网瘾现象，他们有网瘾标准吗？
陶然：我手边有一个材料，7月19日，《参考消息》转载了美国《华盛顿时报》的报道，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考虑在新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增加有关电脑游戏瘾的内容，以利于临床医生更好地诊断和帮助出现不良症状的患者。这说明他们也在越来越重视网瘾现象。
8月18日，一家名为“reSTART”的网戒中心在华盛顿Fall City开张。这是美国继中日韩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网瘾治疗机构的国家。
新京报：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陶然：其实是他们在向我们借鉴。他们采取的“网瘾建议标准”，就是借鉴我们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包括“对网络使用有强烈渴求”、“减少网络使用会引起身体不适”、“无法控制上网时间”等内容。因为之前，美国科学杂志都刊登了这个标准，美国科学杂志认定的东西一般都是世界学界认定的东西。
胡泳：国外因为顾忌才不设标准
新京报：国外有网瘾标准吗？
胡泳：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外也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发达的网络国家都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像德国，有一些统计，说德国有6000万的网民，网瘾可能占到3%到7%，这个数字算一下大概有200万的德国人可能对网络是有依赖感的。但是即便如此，德国也没有把网瘾归到精神病的范畴当中。因为他们还比较谨慎。
新京报：所以他们向中国取经？
胡泳：事实上，在网瘾治疗方面，国外不仅在向中国取经，也在向韩国取经，因为中韩是属于那种集体主义教育比较厉害的，有些人敢于把少年弄到类似于集中营的地方去。再加上中国家长对孩子网瘾的愤恨，包括我们说很东方，一般来讲对青少年的权益是不够尊重的，我们不认为青少年有什么很多的尊严、人格、权益要去保护。
所以你会看到，在亚洲，中国、韩国这样的地方治疗网瘾的确会更少顾忌。像在德国这样的地方，由于它有一个很惨痛的经历，谁还敢说把一个年轻人弄到一个封闭的营地里面对他进行电击和精神药物的喂养，这个在德国就不可能发生。
比如说，在美国一直也是有争议的，有的人一直在推动，因为美国有一个精神病学协会，它有一个权威的手册，叫《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实际上一直有人试图把网瘾纳入到这个手册，但是在2007年就被拒绝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进入这个手册。
尽管有报道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考虑在新版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增加有关电脑游戏瘾的内容，但能不能进入2012年的新版，目前来讲是一个未知数。
